执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财产处置成效直接关系胜诉当事人权益的兑现。实践中，大量案件并非无财产可供执行，而是财产难以变价：有的不动产屡次流拍，有的经营性资产缺乏交易市场，当事人又不接受以物抵债，案件只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如何盘活这类资产，将“纸面上的权利”转化为“口袋里的权益”，是执行规范化建设必须回应的现实课题。本文结合裁判文书检索，梳理强制管理制度运行现状，剖析“休眠”成因，提出体系化优化路径。

　　一、强制管理制度运行的实证检视

　　强制管理是指执行法院选任管理人对被查封财产进行经营管理，在不改变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，以财产收益分期清偿债务的执行措施。对2021年至2026年5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有关裁判文书进行分析，制度运行呈现如下特点：

　　一是强制管理占比极低。在88万余份涉拍卖执行裁定中，“无法处置”“流拍”“不宜处置”合计占比73.7%，其中“无法处置”占比过半，年均近9万件，亟需替代性执行措施补位。同期提及“强制管理”的执行实施裁定仅3200余份，占比约0.36%，且相当部分仅系说理提及，与变价困境的规模形成鲜明反差，制度长期“休眠”。

　　二是涉强制管理的案件中仍存在适用上的堵点。152件涉强制管理执行异议样本中，62.5%系申请执行人针对法院未启动强制管理即终本提出，涉案财产多为已出租或可出租的财产；已适用案件的争议集中于管理期限不明、收益抵扣标准不清、抵押权人和共有人利益受损等操作层面。

　　二、强制管理适用不畅的原因分析

　　强制管理适用率极低并非需求不足，而是规则供给存在系统性梗阻：

　　一是适用对象与启动程序双重限缩。强制管理被限定为“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”时的替补措施，且须经申请执行人同意，制度容量被人为压缩，适用范围高度集中于不动产领域。

　　二是选任管理人规则无统一规定。选任范围狭窄，职权义务缺乏依据，选任标准、履职规范、责任追究均无统一规则，管理人能否以自己名义签约、诉讼等实务难题悬而未决。

　　三是收益分配规则粗疏。管理费用范围、管理人报酬标准、第三人利益保护等均无明确依据，实践中尺度不一，分配争议占比较高。

　　四是监督救济路径缺位。管理人往往“无人问责”，债权人无法知晓收益去向，债务人被排除在监督之外，权利受损时救济不畅。

　　三、强制管理制度的优化路径

　　应确立强制管理与拍卖、变卖平等的独立执行措施地位，构建对象开放、程序顺畅、权责明晰、监督有力的规则体系，为民事强制执行立法重启储备规则方案。

　　（一）拓宽适用对象，重构启动程序

　　一是以“收益可能性”为标准扩张适用对象，不动产、动产及数据等新型财产均可纳入。二是建立“当事人申请与法院依职权”双轨启动机制，以“收益可能性”和“管理有益性”为审查门槛，赋予债务人异议权。三是明确管理期限及终结情形，允许与拍卖并行，避免财产在拍卖程序中闲置贬值。

　　（二）健全管理人规则

　　一是扩展选任范围至债权人、专业机构和特定情形下的债务人，建立全国统一的强制管理人名册，与破产管理人名册衔接、资质互认。二是细化占有、管理、收益收取、诉讼实施等职权，配套注意义务、忠实义务、定期报告、账目公示等义务。三是建立“基础报酬+绩效报酬”激励机制，使管理人利益与收益绑定。

　　（三）细化收益分配规则

　　一是明确管理费用、管理人报酬、执行债权、剩余返还的分配顺序，界定管理费用范围，大额支出须经法院批准。二是保障抵押权人优先受偿地位和共有人应得份额，分配方案送达当事人并设置异议期，变“法院单方决定”为“当事人参与协商”。

　　（四）完善监督救济机制

　　一是构建法院过程监督、当事人参与监督、检察专项监督、第三方审计辅助的多元监督格局，对大额支出、长期合同、重大修缮实行事先批准。二是区分程序违法与实体侵权，畅通执行异议复议与损害赔偿诉讼两条救济路径，从源头减少执行异议与信访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）